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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避世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时间:2019-08-02 来源: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作者:蒋星星 本文字数:8355字

  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前, 瞿秋白的人生观是二元的, 即“名士化”倾向的避世观与“菩萨行”倾向的厌世观。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瞿秋白先受到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并在接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 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为寻求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 瞿秋白进而选择亲赴苏俄探求革命真理, 并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一思想嬗变过程中, 其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砥砺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 将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有着很大的启发。

  关键词:五四运动; 瞿秋白; 思想; 嬗变; 启示;

  作者简介: 蒋星星 (1995-) ,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收稿日期:2019-06-01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人学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范式研究 (15YJA710007);

  The Transmutation of Qu Qiubai's Thought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JIANG Xingx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transmutation of Qu Qiubai's thought.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s outlook on life was dualistic, that is, the view of avoiding the world with the“scholarized”tendency and the pessimism of the“Bodhisattva”tendency.After the baptism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was first influenced by Tolstoy's anarchism and began to turn to Marxism after touching the“Marxist Theory Research Society”.In order to seek a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Chinese problem, Qu Qiubai chose to go to Soviet Russia to explore the revolutionary truth,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communist belief.In the process of thi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struggle, and bravely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in Qu Qiubai will have great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Keyword: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thought; transmutation; revelation;

  Received: 2019-06-01

  瞿秋白“以俄为师”, 在中国率先提出“互辩律唯物论”, 并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率先在中国系统全面地进行传播, 是我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和实践者。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 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 瞿秋白则是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只有考察瞿秋白正式投身于理论传播之前的思想嬗变轨迹, 才能理解他后期理论研究与传播的逻辑。从1899年出生到1922年“饿乡之行”这一期间, 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 瞿秋白如何从一个没落的“少爷”成长为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我们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瞿秋白由一个“避世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转变来分析其思想嬗变的轨迹, 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影响。

  1“二元人生观”:避世观与厌世观

  “一部分的经营我‘世间的’责任, 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 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1]20在世间“名士化”倾向的只读书钻研的避世观和出世间“菩萨行”倾向的求对当时社会问题解决的厌世观交织在一起, 使瞿秋白陷入内心的自我矛盾之中。这是五四运动之前瞿秋白思想情绪的具体体现。

  1.1“名士化”倾向的避世观

  瞿秋白的避世观主要表现在他精神上丝毫不关心社会政治现状, 唯凭借着教书一职来维持基本生计, 闲暇之余只和气性相投之人一起研究诗词和经籍, 从而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隔的状态。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440实际上, 瞿秋白的避世主义人生观的形成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其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瞿秋白出生于一个逐渐走向没落的“仕宦之家”。其父瞿世玮曾长期无业, 闲居在家, 但因一直寄食于叔祖父处, 就这样瞿秋白靠着亲戚的接济也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但好景不长, 家中的生活状况不断地恶化, 因贫困而辍学家中, 其母金衡玉更是被逼无奈服毒自尽, 这些都给瞿秋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最终只得“一家星散, 东西飘零”[1]15的结局。此时的瞿秋白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现实的残酷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他无心于社会政治问题, 说出了“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 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 人生观只在于‘避世’”[1]24的想法。二是当时整个时代背景的影响。少年瞿秋白成长的时代, 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但真正的“自由”“平等”“民权”并未到来。黑暗与战乱的军阀统治时期, 土匪寇盗式的独裁制度让中国人民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瞿秋白虽已看出旧社会病态的存在, 内心亦是痛苦的, 但又无可奈何, 于是“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 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5]24, 就选择了逃离政治这种消极的态度, 以过好自己“枯燥无生意的生活”。封建体系的崩溃必然导致“士的阶级”的破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士的阶级”处于“最畸形的社会地位”中, “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1]14。瞿秋白将他的家庭变故与个人遭遇看作是“士的阶级”破产的一个具体过程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士的家族的破败、社会政治的黑暗, 这都让当时瞿秋白感到无尽的不满与苦闷。因此, 他的内心深处只想着逃离这个绝望现实处境, 陷入避世主义的人生观。

  1.2“菩萨行”倾向的厌世观

  带着内心的不满与苦闷, 瞿秋白辞去了原先教师工作, 随堂哥瞿纯白去到北京继续求学。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期间, 瞿秋白苦研哲学、佛学, 并深受影响, 在对待社会现实的人生观方面从避世观转为了厌世观。“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厌世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多。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1]24-25人生观从避世观转向厌世观, 表现了瞿秋白不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消极逃避, 他开始直面当时令他厌恶的黑暗的社会政治, 也正因如此, 促使其产生想要通过自己努力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愿景, 从认识世界开始走向改变世界。自从进入俄文专修馆以来, 瞿秋白夜以继日地研究哲学, “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1]20, 这就是他想要救中国的这种新的人生观表现。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 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 而就有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1]25这里, 瞿秋白受到了胡适“再造文明”思想的影响, 试图通过研究与整理国故, 令今文学中的积极思想得以传承与发扬, 这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观念进行再次“创造性”建设的一个过程, 想以此解决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 实现以文化救中国。同时, 他一直专注于佛学的研究, 试图通过汲取佛学中的精华来解决其以后的人生问题。正是在佛学的指引下, 他产生“佛教人间化”和“菩萨行”思想。为了国家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 他渴望当时的统治者把人间社会能改造成理想中的天国那样, 但并不是倡导人去追求一个虚幻的天国。这种“菩萨行”倾向的厌世观里面含有救世的积极内容, 相比较只是一味消极逃避现实的避世观而言, 无疑是一种新的人生观。此时他内心深处占主导地位的是渴望解决社会问题的民主革命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 五四运动以前的这段时间, 瞿秋白的思想主要是避世观和厌世观。避世主义人生观下具有“名士化”的倾向, 但随着各种进步理论、“士的阶级”腐朽、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的影响, 瞿秋白的反封建意识被激发, 内心朦胧的民主思想逐渐地萌发, 开始渴望解决社会问题。可见, 瞿秋白“潜在的绅士意识”和“忏悔的贵族”的情绪所引起的避世主义和厌世主义情绪中产生了救世思想的积极内容。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 瞿秋白思想才又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2“自定出流”: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 瞿秋白投身到实际斗争中, 同时, 还组织创办《新社会》杂志, 此时的思想情绪一直沉浸在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中。直到1920年3月, 瞿秋白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 思想方面渐渐地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2。1 受到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在瞿秋白的思想发展过程中, 五四运动是其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从此, 他从书斋走向社会, 思想首次与社会现实接触, 开始通过实际的斗争, 积极探究中国的出路与社会改造问题。正如他所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 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1]25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积极投身到一系列爱国主义学生运动之中, 并以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的身份, 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经历了这些学生运动之后, 他更加“明白‘社会’的意义”[1]25。《新社会》创刊后, 瞿秋白以一篇篇的文章的方式来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 抨击时政, 宣传新思想, 提倡改造和革新社会。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 关于社会主义的流派非常之多。此时的瞿秋白由于未能通过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解决中国出路问题, 开始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到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 他开始有了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 但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正如他所说:“我同郑振铎, 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 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3]694其思想情绪一直游走在托尔斯泰的爱的世界观里, 试图以“爱”的标准去探索社会组织中的法律、宗教以及道德问题。他在《社会与罪恶》中指出, 是否培养绝对的“爱”是一个社会制度是否良好的衡量根据。绝对的“爱”是功德罪恶的标准, 这种爱是“伟大的, 普遍的, 万能的心识”, 不管是在社会中的人, 还是组成宇宙的“物”, 都在其约束的范围之内。[4]65同时, 瞿秋白还认为通过博爱的精神和恳切的语言来感化他人, 然后再实行普及教育, 使全民得到启蒙与觉悟, 如此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才是到达新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因此, 他主张要“竭力传播德漠克拉西”, 对人类的生活条件进行改善, “实施平民教育”, “实行‘工学主义’, ‘学工主义’”, “研究和传播科学”[4]25。在同时期的其他人中, 毛泽东也深受着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它。毛泽东也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新社会的改造, 企图用“忠告运动”以及“呼声革命”等温和的政治方式来解救当时中国。但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措施上, 毛泽东则认为可以效仿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设想, “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5]237来建设新村, 实验新生活。但这个新村具体是个什么样性质的, 毛泽东也没有明确指出, 只是其自我一个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这一点与瞿秋白的无政府主义又有些不同。

  2.2 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和自身对于真理的渴望, 瞿秋白的思想认识又发生了变化。《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的发表说明此时的瞿秋白已开始了对托尔斯泰主义新村运动的否定, 表明他逐渐从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文中, 他赞同了李大钊关于乌托邦派和历史派的观点, 并明确指出:“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 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 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4]60关于研究社会主义的新村运动, 他主张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历史派才是直接对劳动阶级有利的, 乌托邦派的新村建立只是一种“桃园”式的理想罢了。

  瞿秋白真正地转向马克思主义, 还是在其加入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此间, 他对马克思、列宁、河上肇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进行了学习, 促使其更加地了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 瞿秋白主张武装斗争才是创造新社会的正确方式, 抛弃了之前一直坚持的和平的方式。《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是其思想转向的重要标志。他在文中将托尔斯泰和倍倍尔对于劳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第一, 托尔斯泰轻视精神劳动, 不主张发展科学艺术;倍倍尔却注重科学, 主张通过科学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第二, 托尔斯泰主张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 鼓励人们安于现状, 负责任地做好自己的肉体劳动来维持生活就好, 任由资产阶级无休止地剥夺。对此, 倍倍尔做出了强烈的批判, 他主张只有激烈的革命运动, 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瞿秋白通过对两者的比较, 十分赞同倍倍尔关于以革命手段取得胜利的理论, 称赞其为“实际的改革者”。同时, 他也指出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4]78-79的观点是错误的, 是不可能实现的。想要消灭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夺, 只有倍倍尔式革命的方法才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4]79。因此, 五四运动至《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的发表, 这段时间是瞿秋白从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此后, 瞿秋白所发表出来的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罢工斗争情况, 以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等社会问题。

  瞿秋白曾说:“我二十一、二岁, 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 理智方面是从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马克思主义。”[3]700正如他所说, 五四运动之后, 尤其是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 他立志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试图运用其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摒弃了“二元论”世界观和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 其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3“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瞿秋白决心要“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 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1]26。也正是这份责任感促使其决定去第一个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苏俄进行实地考察。他期望通过“饿乡”之行, 求“实际的结论”, 寻“真实智识”, 然后再以己之力将其介绍并传播到中国,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为迷茫的中国人民寻一条新的光明的路。

  如若瞿秋白打开内心的自我束缚的钥匙是五四运动, 那么苏俄两年多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练就是其决心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助推器。在前往苏俄的途中, 他通过在哈尔滨的短暂停留期间实地采访了苏俄的社会主义者等人, 初次意识到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苏俄所努力创建的社会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劳工神圣、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随后的赤塔生活, 瞿秋白开始真正接触和体验到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物, 让其对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此时瞿秋白的思想情绪已经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了。当然, 瞿秋白的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在莫斯科期间的见闻与学习确立的。在苏俄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瞿秋白以一名记者身份, 写下了大量关于十月革命之后苏俄的社会现况报道, 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实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苏俄的渠道, 从而对国内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期间, 瞿秋白极力赞赏苏俄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率先的社会主义实践, 共产主义从此不再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 开始转向“人间化”[4]223。在他看来,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国界之分、真正的自由平等的社会, 也是当时中国人民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共产主义社会又不是随随便便、轻易就达到的。一方面, “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恰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 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4]223。他认为当时中国要想进行社会改造,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单靠教条地套用社会主义公式就想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不可能的, 共产主义不是实验室里的实验结果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 他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 实行共产主义的‘人’, 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 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4]190随着每个国家每个阶段发展现状的不同,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免不了会有一些错误, 而一些错误的认识需要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来检验与纠正。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阶段是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人们只有通过不断进行革命斗争实践, 才能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的正确路径。

  瞿秋白“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 成就了他“世间的‘唯物主义’”[1]31。这一时期的瞿秋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非常实际且具体的, 在此基础上,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也是更加地全面且深入的, 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开始唯物地回答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物质先于精神而存在, 物质决定精神。因此, 针对文化艺术与客观社会的的关系, 瞿秋白指出:“人类的文化艺术, 是他几千百年社会心灵精采的凝结累积, 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6]87换句话说, 文化艺术的形成是源于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日积月累的心理积淀。同时, 他认为这种心理形成的实际内力是经济, 也就是说, 经济是心理的形成基础。另外, 瞿秋白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看问题的同时, 还体现出了其辩证法思想。当然, 瞿秋白思想在这一时期进步最大的还是在历史观方面, 他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方法观察当时社会, 分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俄国的这次历程, 促使瞿秋白确定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这不仅体现在其思想中, 还体现在其行动上。1922年, 瞿秋白通过张太雷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4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启示

  回顾瞿秋白的思想嬗变历程, 他经历了摆脱避世主义和厌世主义“二元论”矛盾阶段, 经历了否定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接受阶段, 经历了实地见证苏俄社会主义建设, 真正确立共产主义信仰阶段, 才慢慢地从一个消极的避世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瞿秋白之所以前后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主要源于:

  第一, 瞿秋白心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瞿秋白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滋养, 即使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 就开始心系着国家命运, 始终肩负着心忧天下、兼济人世、治理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深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道理。正是由于儒家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无私精神, 促使其努力地去寻找救国救亡的理论武器。因此, 他最初才能够萌发以文化救中国的愿景。五四运动爆发, 他亦能够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爱国运动中, 宣传新思想, 极力提倡改造和革新社会。甚至为探寻革命真理以解决中国问题, 不惜抱着“以宁死亦当一行”的心态前往俄国学习。因此,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学习瞿秋白的这种精神, 无论何时何地, 心中必须常怀一颗爱国之心。爱国是每一个中国青年成为一个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基础条件。

  第二, 瞿秋白心怀远大的理想, 勇于砥砺奋斗。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瞿秋白起初整理国故、研究佛学, 想以文化救中国, 然后又受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呼告人们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 直到最终确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一系列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也就是瞿秋白为了实现自我远大理想而砥砺奋斗的过程。远大理想是目标, 不断奋斗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因此, 新时代中国青年不仅要有远大理想, 更要有勇于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不断进行尝试与奋斗的决心。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立志做一名实实在在的奋斗者。

  第三, 瞿秋白不断地锤炼自我, 勇于担当起时代责任。面对当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的现状, 瞿秋白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是自己当时应承担的责任, 于是他选择入俄去求一个“实际的结论”。在俄期间, 他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后期回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时代呼唤担当”[7], 每一个时代有着每一个时代的任务, 每一代青年也有着每一代青年的使命与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 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人民一道,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7]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担当起民族振兴的时代责任, 在担当中锤炼自我的品德修养, 练就符合时代要求的过硬本领。

  综上所述, 五四前后瞿秋白思想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一个消极的“避世主义者”成功蜕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其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砥砺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正是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所需要始终学习的。为此, 每一个中国青年要让爱国主义情怀牢牢的扎根于心中, 让理想信念之花在心中常开, 通过不断奋斗托起自己的小小青春梦, 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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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5]陶德麟,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瞿秋白.瞿秋白散文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7]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9-05-01 (1) .

    蒋星星.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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