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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朝历代的南海海疆意识探究

时间:2020-01-07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国良 本文字数:10430字

  摘    要: 对中国海疆意识的溯源可以发现中国疆域文化并非“重陆轻海”而是“陆海一体”,中国自古即有的南海海疆意识便是例证。而中国的南海海疆意识,属于对国家整体疆域认知中的海上疆土认知,是国家南海疆土所有权的核心内涵。国家在南海的治理方略、行政管理、对南海的掌控和行使管辖权体现了中国的南海海疆意识。而这种意识有助于创新南海维权思维范式、丰富南海维权理论研究的向度。

  关键词: 海洋活动; 海疆意识; 陆海一体; 祖宗海; 南海海疆意识;

  Abstract: The trace to the origin of China's consciousness of the maritime territory reveals that China's territory culture is not “valuing the land while neglecting the sea”,but the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which can be exemplified through China's consciousn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time territory since the ancient times.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belongs to the cognition of maritime territory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whole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which constitut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al ownershi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The governance strategy,administration,control and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ll reflect China's consciousness of the maritime territo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which is helpful to innovate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nrich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word: marine activity; consciousness of maritime territory;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ancestral sea; consciousn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time territory;

  一、问题的提出

  在论及中华疆域文明的特征上,学界普遍受到黑格尔的“重陆轻海”观点影响,即在其1845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中“海洋文明论”部分对中华文明所做的总结。该书中,黑格尔以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为典范、以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欧洲大航海时代为评判标尺,对中华海洋文化进行评说从而得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或“中国重陆轻海”的论断1。国内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在观念意识上是“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自汉唐以降就已然形成了“重陆轻海”海洋观的思想基础2。学者周平提出,对海洋疆域的认识取决于海洋活动的持续进行和海洋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而自秦统一六国后进行的持续性海洋活动以及汉承秦制后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是否能够说明我国已经诞生海疆观念和海洋疆域意识则没有明确3。周平认为我国对海疆的认知进程长期滞后于海洋活动和海洋边疆的构建进程,更落后于陆地边疆的认知4。我国学术界似乎存在一种通说,即中国文化的属性一直是重陆轻海。同样,对我国南海渔民生产、生活所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神妈祖”以及以渔民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究渔民生产生活的信仰问题,很少从国家整体的层面、从我国南海渔民的“祖宗海意识”探究蕴含其中的“国家海洋疆域意识”问题。

  为此,本文将以南海海疆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我国历朝历代对南海的官方管控活动和南海渔民耕海活动中所积攒的历史经验进行解读,发掘蕴含其中的特定意识、特定理念,以期实现对我国南海海疆意识的正确理解。正如学者所言,在这种路径下对我国南海文献与南海耕海习俗进行正确解读,最终发现真正留存下来的南海海洋文化的核心、特定的南海海疆意识、特定南海海洋理念,而无需借助其他材料予以再次佐证5。
 

我国历朝历代的南海海疆意识探究
 

  二、中国海疆意识的澄清

  (一)海洋活动之体相

  海洋活动之体相系指海洋活动的本体与现象6。中国对海洋活动的认识最早、最深刻。自周朝起,中国文化已有对海洋活动的认识,如“江、汉朝宗于海”的思想7。中国的农耕文明绝非通常所理解的仅限定于陆地耕田活动,其更广阔的内容还包含着海上的耕海牧渔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海洋活动之体相在于耕海活动。

  在耕海活动中,以所有参与者为体。因此,此处的“体”包括民族国家整体,也包括个体的诗人、文人、游历旅行者、御史言官、出访的外交使节和广大的渔民商贸者。此处的“相”以所有活动者所为的活动为相,即民族国家整体对海洋所具有的思想意识活动,包括民族国家的海洋意识、海疆意识与海洋精神,政府的海洋军事、海洋行政与海洋司法活动;诗人的以诗词为途径进行海洋抒情与言志的活动,文人以文字记录为手段所记述的海洋经历和心得总结的活动,旅行游历者通过旅游而对海洋所产生的感受活动,御史言官通过对国家、政府和君臣的有关海洋的治理政策、措施和手段的记录以及各个部族之间以及华夷之间交往活动的记录;出访外交使节出于执行国家外交活动而产生的感受活动;渔民在其长期的历史性耕海活动中所生成的关于海洋的观念、精神以及海洋航路的发现等活动;商贸者在进行海外贸易过程中的航路发现和在各个海岸港口从事贸易交往等活动。还有一些活动诸如对天文、地形等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发现的活动,也同样属于海洋活动中的一种,如基于对天文、地文和水文海潮、海浪、台风等自然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实施的海上冒险活动,此种活动性质属于一种理性的海上冒险活动,是建立在一种对所航行海域的天文、地文、海文、地形地貌洋流台风的自然规律和状况掌握的基础上,运用这种自然规律所进行的耕海活动,这种耕海活动是一种理性的并且遵循历法所进行的海上耕种活动。

  海洋活动包括区域内海洋征服、海上司法、行政管理与沿岸部族的管辖、军事征服等几个部分。在区域内海洋征服层面上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对海域地文、水文状况的探索与熟知;(2)对海上危险状况的探索与熟知;(3)对航路的航向情况的探索与熟知;(4)将海域之上的天文知识和经验、海域之下地文知识和经验以及水文知识与经验相结合于一起,运用到耕海过程中的危机处理,以精确地调整航路与航向,化解耕海过程中的危险,从而实现耕海过程中的安全,其中蕴含着定量精确性更路调整的人文精神。此种定量精确性更路调整的人文精神,简称更路精神。其中所蕴含的是对该海域的一种征服,这种征服不同于普通的冒险性航海,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历史性的耕海经验与耕海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更路精神与冒险精神最为本质性的区别在于,更路精神具有厚重的历史性耕海性经验,而冒险精神就根本不存在历史性经验。

  在海上司法行政管理层面,主要集中在海上航行安全、航行秩序海盗打击。对于中国海洋文化而言,海上航行安全包含着沿岸部族管辖与军事征服。沿岸部族管辖包含对沿岸部族国家的政策确立及行政司法的具体管辖;军事征服在整个海上征服上位于最低底线的位置,因为在中国文化意义上,主要倡导的是文化中国的战略思想,即期望通过文化教化万邦而使七戎、八蛮、九夷慕义而服,并对九服之国进行抚育,使其富裕而文明,礼仪而摆脱野蛮;只有对于那些野蛮不化、贪婪而不服王化者才实施必要的军事征讨手段。

  总之,一个人或一般人的捕鱼、航海、旅行等,在此不能称之为活动。因为耕海活动主要是从活动者对整体的国家和民族所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如果一个人的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而对国家或者民族没有任何影响或者有影响但是负面影响者,都不能归结为耕海活动。耕海活动,无论为一个人独立所造,或一群人协力所造,所要的必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范围;其活动必然贯穿于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必然是影响整体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换言之,海洋活动者必然是整体的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的民族共同体所构成,故其活动性质不是单独的,而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并且活动者是这些活动的“赓续”者8。

  (二)陆海并重内涵的澄清

  按照《尚书·夏书·禹贡》的记载“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修筑提防),四海会同”9。此中记载自夏朝以后陆海并重的局面已然形成,并且海成为文化的宗源、文化的传播通道和四方夷民朝贡的通道。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夏纪》记载:“二年,征风夷及黄夷”10,《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竹书纪年》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11,《后汉书·东夷传》注《竹书纪年》曰:“(相)二年,征黄夷”12,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后汉书·东夷传》曰“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黄白赤玄以服色而别者,与方风等皆近海之夷”13。这些文献均证明在夏朝初年华夏族群就开始征讨近海九夷,并将其陆地疆土扩展至近海九夷之海洋疆土。同样《墨子·非攻中》记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和《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4。在此文献中明确了海洋疆土的存在。并且,夏朝已经产生了方国疆域意识。此时方国疆域意识包含着陆地疆土意识和海洋疆土意识,即五服之国的陆地疆土意识和四海会同的海洋疆土意识。

  商朝延续夏朝的海疆意识并有所发展。诸如在《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15。此时商朝的国家疆域明确包含邦畿疆域和肇域疆域两部分。其中邦畿疆域即陆地疆域,肇域疆域即海洋疆域。同样,《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节所言“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6。大禹的水道治理使得原本零星碎片化的陆田联成一体,使得原本陆田和海田分割的状态汇聚成一体。不管陆田的一体化,还是陆田和海田的汇聚化都为华夏民族的农耕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和基础。同时,这种陆田与海田的汇聚为陆田耕种文明海田耕海文明开创提供了条件。在此,应该明确的是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即陆田耕种文明和海田的耕海文明的产生应该是同步的。

  此外,西汉刘安所着的《淮南子·坠形训》云:“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所籍也),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寅。八泽之云,是雨九州”17。上述中国负陆面海、陆海融合型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陆海双重性”的国度。在这样一个以陆地贯通海洋,以海洋孕育陆地的国度当中,其文化从其开始就诞生出陆地农耕文明和海洋耕海文明并举的农业文明。陆地文明则以井田制为代表的中原黄河文明,而海洋文明则以天文、地理和度量衡为代表的南海、东海耕海文明。在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文明性格的文化当中,陆地农耕井田制文明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文化基础;而海洋人文、地理和度量衡文明则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和理性的基本原则。

  三、南海海疆意识的界定

  作为国家核心意识的南海海疆意识,在国家意识中处于最上位的地位,而并非如学者所言从属于社会意识18。它是在国家整体疆域层面上所形成的国家海上疆土认识,也是整体的国家疆土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对海上疆土的认知、情感、理性判断等。同时,随着国家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海疆意识又不断地内化于这种整体的国家性生产实践活动中去,最终,海疆意识在这种国家性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建构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因此,对海疆文化的解读必须经由历史的维度,走入历史性的生产实践方式,在国家整体历史进程中发掘国家海洋活动的精神气质和文化。

  (一)南海海疆意识作为国家南海疆土的核心内涵

  普鲁士法官休曼·赫尔曼·戈特利布(Heumann Hermann Gottlieb)认为所有权的核心内涵就在于主体对某物存在着以所有为内容的意识,并在此意识支配之下进行一种目的性活动才最终生成法律上的结果———所有权19。据此,海疆意识是海洋所有权的核心内涵,其认为所有权本质上在于对某个海域提出“我们的海”的主张的背后———此海是我们的“祖宗海”这种主观意识。因此,我国南海主权的核心就在于我国自春秋以前就已然生成的南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海上疆土。在以祖宗海为展现形式的海疆意识的支配下,我国在南海持续进行超过两千年的各类行使所有权海洋活动。

  (二)以南海为祖宗海是中国南海海疆意识的重要表征

  “南海是祖宗海”这一饱含强烈家国情怀与归属认同的定位是中国南海海疆意识的重要表征,中国人重视“认祖归宗”。千年来中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至今持续在南海进行的各种“祖宗海”祭祀仪式蕴含着“南海属于我国疆土”的意识。如年过八旬的渔民苏成峰称“这些是我们的海洋,就像一个农民去自己田地里一样。当其他国家的渔民在南海上进行捕捞时,他们是在侵犯我们的领海”20。尽管其所说的领海并不一定准确,但这体现出他确信南海属于中国海疆的意识。这些持续不断的祖宗海祭祀仪式使得国家的海疆意识一直存活于人民心中。这和中国官方在南海进行各种行政、司法管辖等活动相互印证、共同体现中国的南海海疆意识。

  四、中国南海海疆意识的体现及意义

  (一)中国南海海疆意识的体现

  1.国家南海治理方略体现南海海疆意识

  大禹的“四海一家、家国天下”观念形成后,天子经略四海。此中既包含着轩辕黄帝将武备治理的足迹延伸至四海之极边、黄帝唐虞时期开始在四海之极边划定海洋疆界、秦汉在四方海内疆土进行郡县行政管理、在四方之海从事耕海活动等内涵。具体如下:

  首先,自轩辕黄帝以来,其先后带领酋邦之民从事劈山凿通道路的活动21;通过武备征讨将武备治理的足迹向东一直来到海的极边,即如《史记·五帝本纪》十二本纪中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22。春秋时期左丘明认为轩辕黄帝的武备治理的足迹最终延伸至四方海的极边,即如《左传·昭七年》记载:“天子经略”。《注》:“经管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博雅》:“略,治也。经营治理”。《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23?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杜预注:“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24。由上可知,在这四方海当中,在南海的武备治理足迹已然延伸至南海的极边。

  其次,汉代以后学者们认为自黄帝、唐尧时期国家已经开始在东南西北四方之海的极边划定国家海洋疆界;诸如《汉书·叙传下》:“《坤》作地势,高下九则,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这里的疆按照陈节所注的是动词,即划定疆界,理是治理土地25。

  第三,在四方之海从事耕海活动;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王将饮酒,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26?经略指代经营、耕种土地;此种的土地既包含陆地土地,也包含着海上疆土,即耕海。同样,这种耕海内涵更体现在《左传》中记载:“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正封。封疆有定分也。禹贡曰。嵎夷既略。凡经界曰略。左传曰。吾将略地。又曰。略基址。引申之、规取其地亦曰略地。经略,经,织布;略,耕种27。这里的经略四海明确指代在四方之海上疆土从事耕海活动。

  2.国家在南海的行政管理体现南海海疆意识

  秦遂并兼四海,秦改德治分封诸侯国为郡县行政管理体制,以郡县制统管整体南海。南海郡县制管辖目的在于向民传达国家意识,负责守护四海之内的国家疆土;负责自立地方的行政管理。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28。西汉开始郡县制管辖越海出洋,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以南海岛屿设置儋耳、珠厓郡的岛屿郡县制管辖。隋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29。唐行溽州管辖,即对南海海上岛屿、南海海上航行与海岸进行管理引导。主要表现在海岸的广州岸港、屯门和菠萝庙等海上的岛屿之间对过往船只进行管理和引导。并在海上岛屿驻军,其目的主要严防海盗,打击海盗以维护南海海上航行安全和秩序。同时,对过往商舶进行引导,以防由于航路不熟而触礁沉海。诸如北宋嘉佑时期的朱彧在其随父游宦期间所着的《萍洲可谈》卷二当中记载:广州自小海(小涨海)至溽州七百里,溽州(溽原指湿润之地,海上岛屿的名称)有望舶巡检司(是了望、检查来往海舶的机构),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州则沧溟(苍天大海,大涨海)矣30。商船去时,至溽州少需以诀(又[说文]法也31。),然后解去,谓之“放洋”32。还至溽州,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

  3.国家掌控南海并行使管辖权体现南海海疆意识

  同时自隋唐以来,国家对疆域治理,尤其是对东方之夷、南方之蛮等少数民族的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从夏禹西周的因俗制宜的方略到郡县制的行政管辖制度向剿抚并用与羁縻政策的细微转变。此时期的南海治理包含着剿抚并用的军事行政手段、羁縻怀柔的政策和对南海进行司法管辖。

  唐朝在南海行使自动的司法管辖。唐朝对蕃商自进入南海后就开始了自动的司法管辖,这种司法管辖特性表现在以任何人只要一进入我国南海就必须自动的接受唐朝的司法管辖权,唐朝确立这种海上司法管辖权的确立目的在于突显我国的南海海疆意识,即以海为界,凡是进入南海就进入我唐朝的疆界之中,就必须接受我唐朝的司法管辖权。

  宋实行“通洋裕国”的国策。即在南海实施市舶司法、税收管理、打击海盗等执法司法管辖,保障南海渔民的耕海秩序,维护南海疆域安全。为保障通洋裕国战略的顺利实施,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王安石吸收西周时期的丘甲方略,通过将传统的渔民耕海与疆域防御合二为一,从而形成“寓兵于渔、兵民合一”南海海上保甲方略,主要包括:(1)执行南海区域检察盗贼、治安行政管理、南海海上救助等任务;(2)编练船队军伍负责常年管理巡游南海区域,以保南海区域安全稳定。(3)在司法上实施蕃坊法与蕃人鞠实。(4)设置海外四州安抚司,以行渡海治疆;设置巡海水师;设置市舶都转运司对南海船舶航行施行特许制管理,市舶司给朱记,许(准许)用笞(鞭打)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33。(5)对南海诸藩国划界以抵近南海为界,依据方隅而立国的原则,明确南海各番国仅仅以方隅为其国,以与南海海水为其界。

  元朝加强海上贸易与海事管理。进入元朝海外开疆拓土,征服爪哇琉求;南海内海屯田守卫,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南海海道设置水军水站,制定藩国法,禁止相互仇杀;承袭宋南海互市之法;并设南海市舶都转运司具体负责同诸番贸易、南海船舶航行特许制管理;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发行国际现钞用于国际交换媒介。

  郑和七下西洋宣示明朝政府对南海的主权和掌控。明朝设置南海军事卫所,根据《琼州府志》记载明朝政府在洪武初年明文规定,海南卫所的卫指挥负责“专掌巡海”“督所管军船常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辄行申报”34。从1405年至1421年郑和六次下西洋,再至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宣示主权、掌控南海和沟通东西方联系三个层面。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证明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已完全掌控制整个南海,并且向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波斯地区宣示明朝政府对南海的主权,即“宣扬明朝的威德”。诸如《明史·列传·西域四》卷二百二十记载: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明朝掌控南海的能力和技术。郑和下西洋保证了国内外海道的畅通、稳定了东方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扞卫了四海海疆,强化了海洋意识、海权思想和海防观念。

  清朝对南海的管辖更加全面立体。对南海(包括东海)的治理主要体现在:(1)维护国家统一,颁布开海令,推行开海贸易政策。诸如顺治初年的开海贸易政策。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随即颁布开海令,“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无论满汉人等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管理中外贸易。(2)强化南海整体海洋的主权意识,诸如清朝雍正时高凉总兵陈伦炯所着的《海国闻见录》,内附有《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南海诸岛较早的地图,开始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为以后各类着作所转载,在清康熙《琼州府志》中已将南沙群岛别入中国版图,中国已行使“管辖权”,即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3)细化南海整体的行政管辖,诸如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七日,福建浙江总督大臣范时崇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出海捕鱼船只在沿海岛屿搭建临时住所的重要性35。

  (二)南海海疆意识对南海维权的理论意义

  1.创新南海维权思维范式

  学界已有南海维权的研究多囿于西方文明范式的国际法,不觉中“扬短避长”,掉进西方人的思维“圈套”。如学界试图以先占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然而国际法上的先占制度主要起源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地取得方式,即将美洲、非洲、澳洲等原土着视为野蛮人,认定其土地为“无主地”,进而予以占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范式不宜适用在南海。若以“先占”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则首先要论证南海诸岛是无主地,然“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便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难以理论自洽。通过对中国海疆意识的澄清和对南海海疆意识的发掘———即中国并非“重陆轻海”而是“海陆一体”,中国自古即有的南海海疆意识便是例证———可能为今后南海维权提供新的思维范式,即将发掘与论证的重点落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个根本点上。

  2.丰富南海维权理论研究的向度

  南海海疆意识对于论证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具有重要意义。人的行为是在意识支配之下。只有先在意识层次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即存在“南海疆土属我”的意识,然后才能说明中国在南海的各种海上活动均指向一个效果,即“南海疆土属我”。有学者提出,从学科分类来看,南海研究应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三个方面,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这三类研究呈现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态势,仅凭单一学科或单一门类研究南海问题是不够的,在南海研究的方向选择和布局问题方面,应夯实基础研究,加大应用研究,深化对策研究33。南海海疆意识的发掘属于基础研究中海洋文化研究的范畴,而南海维权离不开海洋文化建设,特别是确立海洋文化自信有利于破除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迷信,从而“扬长避短”更有力地维护中国南海权益。南海海洋文化研究是南海维权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向度。如曾任三沙市长的肖杰指出,我们要深度挖掘三沙的特色文化,为我们的维权建设发展服务。……三沙的特色文化就是一定要体现主权文化、海洋文化、岛礁文化36。

  注释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X页。
  2黄顺力:《“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之海洋观刍议》,《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6页。
  3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第35页。
  4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第37页。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6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当中首先论述了何谓史的问题,在他看来,史首先建立在记述人类社会整体变迁的本体与其所表现的现象,这种本体与现象被梁启超先生称之为体相,而记述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本族、本民族的社会变迁,而更应该包含其他民族及人类整体的社会变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7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7页。
  8梁启超所言:“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尚书》,徐奇堂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尚书》,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5页。
  10《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王修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1《太平御览》,李昉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0页。
  12《后汉书》,范晔撰,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07页。
  13《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王修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4《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王修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15《诗经》下册,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页。
  16《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1页。
  17刘安:《淮南子》,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3页。
  18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02页。
  19H·G·Heumann,Handlexikon zu den Quellen des roemischen Recht,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1884,S.166.
  20《中国渔民解释为什么南海是中国的》,http:∥www.santaihu.com/2015060805.html.2019年11月3日访问。
  2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2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页。
  23《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页。
  24《春秋三传》,杜预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25《诗经》,陈节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页。
  26《左传》,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91页。
  27《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页。
  28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3页。
  29魏征,令狐德:《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5页。
  30系大海:《汉武帝内传》:“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唐元稹:《侠客行》:“此客此心师海鲸,海鲸露背横沧溟。”清谭嗣同《报贝元征》:“一泛沧溟,即晕眩呕哕,不能行立。”赵朴初《忆江南》词之八:“青藏雪,到此出沧溟。”
  31《康熙字典》上海:同文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50页。
  32朱彧撰:《萍洲可谈》,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2页。
  33朱彧:《萍洲可谈》,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3页。
  34唐胄:《琼台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页。
  35陈铭枢:《民国海南岛志》,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367页。
  36张清俐:《维护南海权益,服务海洋战略》,http:∥www.npopss-cn.gov.cn/n/2014/0709/c219468-25260107.html.2019年11月5日访问。
  37肖杰:《三沙文化是主权文化、海洋文化、岛礁文化》,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10/c_1120607561.htm.2019年11月5日访问。

    刘国良.论中国的南海海疆意识[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7(06):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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