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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实现国家战略的探索与策略

时间:2019-08-01 来源: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永锋 本文字数:12879字

  二战后英国国家战略的确立及实现手段

  摘要:二战结束后, 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延续了保守党在二战期间所制定的维持大英帝国完整、保持英国全球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为实现此战略目标, 工党政府先后尝试了构建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三个门罗主义”和“第三种力量”, 但因国力不济及其他原因未能实现。最终, 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与苏联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冷战的兴起, 工党政府决定全面倒向美国, 借美国力量抗衡苏联以实现本国国家战略。

  关键词:英国; 美国; 国家战略;

  作者简介: 杨永锋 (1980—) , 男, 甘肃庆阳人,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 西北民族大学本科教学项目“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2016XJJG-17);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eans of Realization of British National Strategy after World War II

  YANG Yong-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the British Labor Party who came to power continued its national strategy of keeping the integrity and maintaining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atus of the Empi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during the war.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strategic goal, the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construct the “three Monore Doctrine” and “the third force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but failed to accomplish it, due to lack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other reasons.In the end, becaus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s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rise of the Cold War, the Labor government decided to 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e its strength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national strategy.

  Keyword: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rategy;

  Received: 2019-04-15

  国家战略是指一国为实现本国最高战略目标, 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要素后而制定的国家总体战略, 它是指导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国家战略目标的确立是否科学、合理, 能否与实现手段相匹配, 不仅决定着一国国家战略目标最终能否实现, 也对一国的兴衰成败具有重要意义。二战期间, 尽管英国处境艰难, 但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决策层依然制定了维持大英帝国完整、保持英国在战后全球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 二战结束后, 工党政府萧规曹随, 延续了这一国家战略目标, 并为其实现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 最终选择了与美国结盟, 企图依靠美国力量来实现本国国家战略, 而美国为了遏制苏联, 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也需要英国的支持, 双方一拍即合, 遂再次结盟。

  目前, 我国学术界对二战结束后初期英国国家战略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挖掘, 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利用已解密的档案文献, 对二战结束后初期, 英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工党政府为实现国家战略所做的选择与尝试进行探析, 以弥补学界研究不足。

  一、二战后英国国力现状及国家战略的确立

  二战期间, 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决策层制定了联合美苏抗击德国, 保持帝国完整, 维护英国在战后全球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二战结束后, 英国国力下降, 已沦为世界二流国家, 这从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1即可看出:英国是“一个二流国家”“一个二等强国”“二等伙伴国家”“一个精疲力竭的二流国家”“与联合国中其他45个小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小伙伴”“被作为一个弱者对待”“就实力和影响力而言, 英国已是一个次要国家”等。由此可见, 战后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对英国国力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些英国决策者哀叹道:“事实上, 胜利带给英国的不是安全, 而是焦虑和史无前例的危险……, 在英国历史上, 它第一次不能掌握自己, 对未来充满了焦虑。”[1]36然而, 长久以来帝国的辉煌和荣耀使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贝文与丘吉尔一样, 对帝国情结难以释怀;而且, 从帝国霸权中得到的巨大好处和利益更让英国历届执政者难以自拔。因此, 二战后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对外战略方面与保守党保持了高度一致。作为工党政府中的强势人物, 在战后英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交大臣贝文曾言, 英国“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世界, 或者说是最好的一部分, 我们想做的就是保住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阻止其它国家从我们手中把它拿走”。[2]并多次公开声称:“英国不能接受其不是一个大国的事实, 也不能接受英国不能继续扮演大国角色的论调。”[3]正如学者所言:“贝文实质上依然延续着19世纪英国的传统战略——维持帝国完整。”[4]

  除此, 英国决策者还认为, 攸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也必须控制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手中。如在1947年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 “对我们来说, 从苏伊士运河到新加坡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美元利润[5];1949年, 在外交部出台的另一份报告中再次指出, “沿着苏联边境线, 从奥斯陆到东京的外围重要地区都必须控制在我们之手”, “我们应该将这些边缘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6]18由此可见, 对世界上一些关键地区的控制, 确保国际体系安排有利于英国和西方国家遂成为英国确立的次要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 保持帝国完整, 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以及确保对世界上一些“关键地区”的控制, 共同构成了战后英国国家战略。之所以如此, 其原因在于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如果英国不再是一个全球大国, 它也就不可能再控制诸多攸关本国利益的“关键地区”, 反之, 如果英国丧失了对这些关键地区的控制权, 帝国的完整及全球大国地位都将不复存在。对此, 英国决策层清醒的认识到, “如果英国主动放弃在一些有选择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它将发现, 它不仅将在这些地区失去经济利益, 而且也将失去国家声望, 以致无法阻止英国在其他地方脆弱的影响力的下降, 由此而带来英国在整个西方国家中整体力量下降的后果”。[6]17因此, 确保英国在非洲、东南亚和中东这些关键地区的影响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工党政府为实现国家战略所做的选择与尝试

  国家战略已确立, 但用何种手段去实现就成为摆在工党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 就国内形势而言, 由于受战争破坏, 英国国力, 尤其是经济实力严重衰落, 财政濒临破产, 战时经济急需向和平时期转型和过渡, 大批民众急待救济;就外部形势而言, 一方面是风起云涌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冲击着帝国的根基,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崛起的苏联, 对东欧、中欧、巴尔干和中东这些攸关英国国家利益和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渗透和扩张。在此情况下, 英国决策者认定苏联是威胁英国国家利益, 阻碍其实现国家战略的最大敌人和主要障碍, 必须予以防范和遏制, 但其深知, 仅凭英国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此重任, 只有联合或借助其他国家力量, 尤其是美国力量来实现本国战略。

  其实, 在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初期, 对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及采用何种手段去实现并未形成共识, 其内部大致可分为三派。

  第一派为“自由国际主义者”, 该派主张国家之间应通过合作来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 他们赞成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理念, 支持建立联合国。该派代表人物为艾德礼, 在其担任英国首相后所做的一次演说中, 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看法:国家之间应通过“全面合作和相互理解以实现共同利益”, 英国想要一个由自由和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 国家之间应相互合作、睦邻友好, 正如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合作一样, 为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树立了一个典范。[7]65

  第二派为“国际革命主义者”, 该派反对帝国主义, 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 建立一个新的无阶级国际社会体系, 因为“没有阶级就没有战争”。[7]64该派主要代表人物为下议院议员柯尼·希里亚克士。他明确提出, “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不可能建立永久的和平”, “社会主义不能停止在边界线上, 而应扩大到整个欧洲, 英国也应包括其中”。在1946年召开的工党年会上, 该派代表再次向工党政府呼吁, 要培育和加强与“整个世界上进步力量的友谊与合作, 尤其要加强与苏联的合作”。[7]65

  第三派为“国际霸权主义者”, 该派认为在国际体系中, 国家之间是不平等的, 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帝国主义, 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 世界要么是“英国治下”的和平, 要么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该派代表人物为贝文, 在1945年召开的工党年会上, 贝文发表演讲, 驳斥了“国际革命主义者”的主张, 并坦言, 革命既不能改变地缘政治, 也不能改变地缘政治的需要。贝文相信权力政治与其长期任职于英国贸易联合会的经历密不可分。正如学者所言, “对实力重要性的全面理解是贝文的主要特点, 他将从贸易联合会中得来的体会运用到外交中。根据他的经历, 最高尚的理想和最高贵的意图在外交谈判中是无用的, 除非后面有实力做支撑才能进行讨价还价, 这是他在产业谈判中所得到的体会。”[8]

  然而,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以及贝文的强势推动, 英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了“国际霸权主义”。首相艾德礼也放弃了其先前所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 转而支持贝文, 正如他后来所说, “要求国家外交政策反映国内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天真的。在此方面进行任何探索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为在国际生活中存在着大量艰难和无法逃避的事实——如地缘政治和国家资源等因素, 它们是不受意识形态所影响的”。[9]

  经过一番争论后, 工党政府虽解决了内部“路线”之争, 但用何种手段去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分歧依然严重。其中, 在战后初期, 以贝文为首的英国决策层试图通过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门罗主义”, 由此形成英美苏三分天下, 三足鼎立之势, 进而实现英国全球大国地位。按照贝文设想, 美国势力范围主要包括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东亚地区, 是为“第一个门罗主义”;英国势力范围主要包括西欧、北非和中东等地区, 是为“第二个门罗主义”;苏联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东欧和中亚等地区, 构成“第三个门罗主义”。但贝文很快就放弃了构建“三个门罗主义”的策略, 其缘由在1945年11月11日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详细解释:

  我们所期待的世界合作已快速转向了势力范围, 更确切地说是三个大的门罗主义, 美国的势力范围包括拉丁美洲、中国和日本;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从阿瑟到卢比克;留给英国的则是虚弱的法国和破败不堪的西欧诸国, 在这三个势力范围中, 英国面临的形势最为艰难和复杂, 因为在美苏势力范围中基本上可以做到经济独立自主, 而只有英国的势力范围最为虚弱, 不论是防务还是经济方面均如此。因此, 三个“门罗主义”的解决办法对英国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与美国合作建立两极世界。[10]193

  由此可见, 在战后初期, 英国决策者企图通过构建“三个门罗主义”来实现英国与美苏两强平起平坐, 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因自身国力太弱, 根本无法实现。但贝文等人并不甘心, 在放弃了构建“三个门罗主义”策略后, 他们又试图通过构建以英国为主导的“第三种力量”来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在1945年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 “英国有太多的弱点, 在大国中, 英国的领土面积最小, 在一个三方体制中, 能实质性增强我们力量的途径就是联合英联邦和法国, 尤其是联合法国, 并将其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从长远来看, 唯有如此, 我们才有能力迫使我们两个强大的伙伴 (美国和苏联) 平等对待我们”。[11]182

  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内, 贝文等人开始积极筹划构建“第三种力量”, 决心扩大英国影响力, 以取得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他看来, 英国“是一个殖民帝国, 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源, 如果能有效的利用这一资源, 英国就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6]19然而, 贝文等人很快发现, 他们所热衷构建的“第三种力量”亦存在很多弊端, 在战后残酷的现实国际环境中也难以实现:

  我们承认发展“第三种力量”能促使我们抵制两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 或者我们做出一些妥协在两大国中间保持中立。然而, 如果我们这样做, 仅靠推行中立政策并不能使这些国家——英联邦和西欧国家团结一致, 尤其是那些对苏联持同情态度的国家, 这样导致第三种力量可能太虚弱, 被苏联各个吞并。因此, 一个强有力的第三种力量能否实现将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否组成第三种力量;组成的这样一种力量如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协调一致并保持独立。[12]51

  由此可见, 英国能否联合英联邦和西欧国家建立一个真正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关键在于这些国家能否一体化, 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协调一致, 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经过冷静分析后, 英国决策者认为, 英国无力完成这一重任。首先, 英联邦成员国太过分散, 难以有效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与美苏相抗衡;其次, 二战后, 英联邦成员国离心离德, 不愿再唯英国马首是瞻。这从英国公开谴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搞“分离”运动中就可看出, 它们“认为 (它们) 并不是英联邦的主要成员, 而是一个小的或中等独立的国家。”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上, “英国不可能阻止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保持与英国相同的立场和看法”。[11]896第三, 如何解决西欧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德国难题”。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依靠英联邦来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企图越来越难以实现, 英国决策者遂将目光投向了西欧国家, 期望与它们结盟来抗衡美苏, 因为“世界上已存在东欧和美国集团, 英国必须与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联合起来才能与之相抗衡”。[11]31将西欧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地区组织, 既可壮大英国实力以抗衡美苏, 又可防止西欧各国被苏联各个吃掉。然而, 英国的企图在具体实现中面临如何解决德国这一巨大难题, 要想使组建的西欧集团真正具有抗衡美苏两大强国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 就必须将德国吸收进来, 否则, 建立的西欧集团将毫无意义。但将德国纳入西欧集团可能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对, 由此引发英苏对抗的严重后果, 这从英国决策者在对待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就可看出。

  英国认识到, 我们决不能与苏联对立起来, 让苏联觉得我们建立西欧集团是为了反对它。因此, 我们的直接目标是让德国臣服;但是, 我们觉得更遥远, 更危险的是:我们有与苏联对抗的可能性, 故绝不能忽视德国力量, 我们现在采取的任何措施能否成功都将取决于德国是否能帮助我们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11]243

  由于担心组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集团可能引发苏联的强烈反对甚至敌视;此外, 与西欧结盟也违背了英国长期以来不愿对欧洲大陆承担过多的政治和军事义务的传统;更为甚者, 组建西欧集团与美苏, 尤其与美国抗衡可能会给英国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得不到其援助, 还将对抗苏联, 保卫西欧和英联邦国家安全的重任全部压在了英国肩上, 这对英国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英国外交部一份文件中分析道:如果组建西欧集团将导致把诸如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中东国家, 乃至印度以及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帝国扔给英法两国, 而要在如此广袤地区承担防务义务, 这对英国而言无法承受。[13]因此, 英国决策层认为, 组建一个以英国为主导, 包括英联邦和西欧诸国在内的, 独立于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困难重重, 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根本无法实现。权衡利弊后, 英国决策者决定抛弃这种既行不通也不受欢迎的“第三种力量”。

  综上所述, 在战后初期, 工党政府为了维持英国的全球大国地位, 先后尝试构建“三个门罗主义”和“第三种力量”, 以取得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地位。但国力孱弱这一根本性缺陷注定了这两种计划的最终命运, 清醒过来的英国决策者逐渐认识到, 在战后两极严重对立的国际环境中, 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 英国根本无法“单飞”。英国决策层遂决定拉拢美国, 并谋求与之结盟以实现其本国的宏图战略, “为了恢复我们的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影响力, 我们只能依靠美国”。[11]792因为美国不仅“是未来任何国家集团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 而且经历二战后, 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超过了其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军事领域, ……到目前为止, 美国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要伙伴和盟友, 故从军事方面来看, 美国将是英国主要依靠的盟友;在政治方面的合作主要依靠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来维持, 但是, 促进英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仅在于两国拥有共同的语言, 而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之间拥有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宗教遗产。故从本质上来说, 两国注定要结成同盟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渗透。[12]52

  三、与美国结盟以实现英国国家战略

  在先后尝试构建独立于美苏两大强国之外的“三个门罗主义”和“第三种力量”后, 英国工党政府最终选择了与美国结盟这条现实道路。然而, 英国虽有情, 而美国此时却无意。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 在对苏政策上, 杜鲁门政府萧规曹随, 依然延续着罗斯福执政时制定的“不与英国合伙”来反对苏联的政策。[14]32这从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发给伦敦的电报中就可看出, “美国将自己看作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调解人”, 美国对英国要求联手反对苏联的动机非常怀疑, 甚至“连平常在 (美国) 东海岸的亲英者都强烈抱怨英国可能将美国拖入与苏联发生的战争中”。[11]66

  鉴于上述缘由, 在战后初期, 英国只能继续保持与美苏合作的政策, 因为“这样一个合作机制将给我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否则, 我们发现这将给我们增加了维护和保持对这两个大国采取行动的困难”。[11]182可见, 英国在战后初期之所以继续维持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除美国对苏政策尚未转变外;更重要的是, 通过三国合作机制既可确保不让美国和苏联撇开英国而自行处理战后重大国际问题, 又可维持英国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然而, 在三方合作机制中, 英国联美抗苏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坚决抵制苏联政府对欧洲控制的同时, 努力培育与美国的友善关系”。[11]185

  综上所述, 在二战结束至冷战兴起这段时期内, 英国虽想与美国结盟来对抗苏联, 奈何美国对苏政策尚未改弦易辙, 迫不得已只能继续维持英美苏三大国合作之局面, 然而, 由于对苏联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苏联对英国在欧洲和中东利益的现实威胁以及英国迫切需要美国援助, 以解决其国内经济等现实问题, 在此考量下, 英国决策者决心依靠美国, 积极构建英美同盟。

  当英国决策者最终决定全面倒向美国时, 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 英美苏法四大国召开的战后首届外长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这为英国决策者实现联美抗苏提供了可能性, 也提供了契机。在随后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备忘录中对会议结果分析道:“这次会议表明美国和苏联在政策方面的敌对。”[15]474与此同时, 会议的结果也让英国决策者看到了英美联手, 结成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苏联的可能性:

  在面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统一、坚定和稳固的立场时, 俄国有理由将变得更加合作。这次会议是首次测试俄国是否愿意在处理战后和平问题上与英美进行合作。会议表明苏联既不乐于这样做, 也公开了三大国之间的分歧, 它将对苏联与英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15]476

  对于美国在此次会议上的卓越表现, 英国决策者非常满意, “从会议开始到结束,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试图在苏联和英国之间充当调解人”。[15]475在10月3日和4日, 贝文在接见英联邦成员国代表时坦言, “从整体上来说, 我对目前外长委员会的谈判破裂感到高兴”, 因为“从长远来说, 这可能促使 (我们) 更好的采取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与苏联打交道”。[15]480

  其实, 早在二战期间, 当苏联在战争中不断展现出强大实力, 并随着苏军不断向东欧和中欧推进, 引起了英国决策层的极大担忧, 英国政府开始对苏联在二战后的意图进行分析和评估。其中在1944年6月15日, 隶属于英国外交部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在向英国内阁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战后苏联将可能对英国带来的严重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即“一旦苏联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必须确保美国站在英国一边”。[14]7几乎与此同时, 外交大臣艾登也上书战时内阁, 分析了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和战略意图以及英国应采取的对策。同年7月初, 战后计划委员会又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题为“维护英国在西欧和北大西洋安全”的报告, 报告认为, 当战后英国面临苏联威胁时, 英国应依靠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集团以应对之。[14]81945年3月, 战后计划委员会在另一份报告中再次指出, 战后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上大国, 它将可能严重威胁到英国在中东和东地中海的国家利益, 尤其是石油利益,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英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反击苏联的侵略。[14]10

  纵观战后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向英国战时内阁提交的对战后苏联意图以及英苏两国关系的评估报告来看, 英国决策层已认识到苏联的崛起很可能对英国在二战后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此, 英国决策层做了两手准备:与苏联维持一种比较友好的合作关系, 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 如果不行, 便联合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共同对抗苏联。

  然而, 英国决策者对复兴德国或组建西欧集团来对抗苏联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以及可靠性均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 联合美国抗击苏联才是上策。因此, 在二战期间, 英国决策层对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也进行了大量分析和评估, 如在1944年6月, 战后计划委员会在向英国内阁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分析道, “我们非常怀疑, 仅靠英国的支持, 西欧集团能否抵挡的住苏联对欧洲压倒性的征服。……在此情况下, 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该委员会在随后出台的另一份涉及中东安全的报告中提出, “如果英国遭到苏联的侵略, 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中东能抗衡红军实力的唯一潜在国家就是美国, 英国应该鼓励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 这样就可使英国得到美国更多的帮助。如果美国军队能呆在中东维持和平, 这将是我们最可靠的保证”。[14]13

  由此可见, 二战期间, 英国决策层已基本达成共识:战后, 当英苏因国家利益而发生冲突时, 英国将主要依靠美国力量来对抗苏联。二战后, 随着英苏关系不断恶化, 英国决策层权衡利弊, 最终决定与美国结盟来对抗苏联。但在杜鲁门上台之初, 依然延续了罗斯福执政时的对苏政策——经常越过英国与苏联打交道。对此, 工党政府非常愤怒, “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在国际领域采取行动之前不征求我们意见, 进而损害到我们国家利益的话, 英国就不与美国进行合作”。[14]25然而, 形势比人强, 二战结束后, 刚刚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在国内外面临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 应对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大力支持。就在英国积极准备联美抗苏时, 1946年3月中旬, 英国驻苏临时代办弗兰克·罗伯茨从莫斯科发回了英国版的“长电报”, 即“罗伯茨报告”。

  在探讨冷战起源时, 人们常会提到凯南“8000字长电报”, 而很少提及“罗伯茨报告”。其实, 该报告在英国对苏政策的调整和制定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伯茨报告”的出台与1946年2月底, 英美联合情报委员会出台的第三份“关于苏联战略利益和政策意图的评估报告”有直接关系。该评估报告认为, 尽管苏联对将其影响力扩展至一些重要战略地区存在野心, 但在1955年之前, 苏联领导人不大可能通过诉诸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但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其它一切手段来谋求苏联最大限度的国家安全, 更糟糕的是, 苏联领导人还可能因误判形势而引发战争。[16]随后, 英国外交部要求各驻外使馆对该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估。借此契机, 并受凯南长电报的启发 (罗伯茨报告出台前, 其本人已得知凯南的8000字长电报内容) , 罗伯茨开始撰写英国版的长电报, 即“罗伯茨报告”, 并从1946年3月中旬开始分批向伦敦传送。在报告中, 罗伯茨分析了苏联根深蒂固的扩张本性, 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以及苏联行为对英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并建议英国政府采取更加坚定和强硬的对苏政策, 同时要培育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2。

  “罗伯茨报告”对苏联战略意图的详细分析, 以及提出的应对之策成为工党政府制定对苏政策的理论依据, 该报告的出笼更加坚定了英国决策层联美抗苏的决心。贝文看到报告后认定, “俄国人已经铁了心, 要采取以军事共产主义和俄罗斯沙文主义为基础的侵略扩张政策, 决心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以实现其战略意图”。[10]234-235英国决策者遂认为, 如果英美能坚定的站在一起, 苏联的威胁将消除, 如果不能, 形势将可能变得越来越恐怖, 英国的国家利益将首当其冲遭到损害, 紧随其后的则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但英国对美国是否会听从自己的建议——英美联手共同反击苏联仍持怀疑态度, 这从1946年4月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文件中就可看出, “美国是否会加入到世界范围内来反对共产主义仍然值得怀疑, 因为美国不喜欢和我们合伙来反对苏联的观念依然很坚定”。[14]46-47

  然而, 就在英国决策者对美国联英抗苏持怀疑态度时, 1946年上半年, 国际社会中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不仅对英美关系、英美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也对战后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先是在2月, 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了极具刺激西方执政者神经的演说;接着是凯南“8000字”长电报的出台;3月, 丘吉尔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铁幕演说”, 打响了冷战第一枪;随后又爆发了愈演愈烈的“伊朗危机”。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让英国决策者看到了联美抗苏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其中, 在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英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近来的事件促使英国政府重新定义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不管英美两国之间可能发生何种摩擦, 英国都必须和美国进行合作, 并分析了英美合作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美国人开始思考参与世界事务, 这就意味着强大的美国也需要盟友的支持, 即“在未来与俄国发生的任何冲突中, 在英联邦支持下的英国将是美国所主要依赖的盟友”;最后, 报告还分析了英美合作的方式——“利用英国丰富的外交经验去指导和影响美国决策”, 其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使用美国力量来实现英国的战略目标”, 英国失去美国合作将带来严重后果——“没有美国的最大支持, 我们将无法面对战后欧洲所面临的风险”3。

  从英国外交部出台的上述这份报告可以看出, 随着美苏关系不断恶化, 英国决策层愈益认识到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 也让英国决策者看到了他们长久以来处心积虑谋划的联美抗苏的战略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 英国决策者企图通过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来影响其对外政策, 以实现英国的战略意图。因此, 在1947年爆发的希腊、土耳其危机中, 在马歇尔计划出台后, 在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后, 在北约建立过程中, 贝文及其英国政府借此机会, 不遗余力拉美国入伙。而美国也为了对抗苏联, 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也需要借助英国的力量, 由于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 二战后, 英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特殊关系”也由此建立。

  综上所述, 在二战结束前后,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无论是二战期间执政的保守党还是二战后初期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 均以保持大英帝国完整、维持英国全球大国地位为己任, 并试图通过构建“三个门罗主义”和“第三种力量”来实现, 但终因国力不济等原因未能实现后, 英国决策层决定依靠美国, 建立英美同盟关系。对此, 英国决策者一方面企图作为“智者”或“导师”, 给美国这位后来居上的世界领导者给予指导——“传授管理世界事务的技巧和经验”[1]52;另一方面, 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引诱美国支持英国对抗苏联。如在战后初期爆发的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中, 为了将美国拉入中东地区以抵抗苏联的渗透和扩张, 英国不惜将自己在中东的部分石油权让给美国。英国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爆发后,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支援英国:派遣密苏里号军舰及强大的特遣部队护送土耳其大使从华盛顿返回土耳其;公开谴责苏联;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国会举行的关于对英国贷款问题上明显增加了苏联因素;美国最高决策者暗中支持和默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等4。

  纵观战后初期, 英国为实现国家战略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长期纵横于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国家, 英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娴熟的外交手段, 它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其优势, 借用它国力量以实现本国国家战略。为了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英国决策者不惜牺牲部分“小利”而获取“大利”, 确保让美国“承担解决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的义务”, [17]2进而采取搭美国便车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全球大国地位。同时, 英国决策者也敏锐的认识到, 在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拥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同样需要英国的帮助。正如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所说, “美国在精神上也面临着困境, 尽管它意识到它拥有巨大的力量, 但它也非常沮丧的意识到:它在领导处理世界事务中还面临着众多的难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即建立一个稳定的、持续的说英语国家的世界是明智之举”。[17]40正因为如此, 英国决策者才下定决心与苏联决裂, 完全倒向美国。然而, 英国决策者一心想通过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来影响其对外政策, 进而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事后看来仅是一厢情愿, 更糟糕的是, 英国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 迷恋于帝国之美梦, 不仅大大延缓了英国的战略转型, 也给自身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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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ullen.R, M.E.Pelly, 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 vol.Ⅱ[M].London:HMSO,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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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llen.R, M.E.Pelly.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1, vol.Ⅳ[M].London:HMSO, 1987.

  注释

  1 关于英国外交部对英国在二战后国力以及世界地位的评估参见:Bullen, R。M。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Overseas, Series 1, Vol。I。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4:181-182, 734, 879, 897;Bullen R。Pelly M 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 Vol。Ⅱ。London, 1985:67, 319;Bullen R。Pelly M 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 Vol。Ⅲ。London, 1986:10, 37, 189。

  2 报告全文见:Anita Prazmowskia。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Ⅳ, Series A, vol。1, Northern Affairs, January 1946-June 1946,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9:97-113。

  3 该报告内容见:John Baylis.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1939:The Enduring Allianc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51-58。

  4 1947年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爆发后, 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如何支持英国抵抗苏联以及最后采取的具体行动可参见:Bullen。R, M。E。Pelly。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1, vol。Ⅳ。London:HMSO, 1987:152-159。

    杨永锋.二战后英国国家战略的确立及实现手段[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04):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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