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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知识分子”第二代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认知

时间:2019-08-01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谢文玉 本文字数:14627字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批判

  摘要: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对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进行了尖锐批判, 指责后者的反叛逻辑和策略缺乏理性:在他们看来, 新左派学生由于代际反叛而体现出的无私精神和崇高道德感, 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危害;新左派学生倡导的“参与性民主”和实践的反主流文化, 不仅破坏了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和传统道德根基, 而且开启了当今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肇端。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和批判, 是与其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纽约知识分子; 新左派学生运动; 反主流文化运动; 文化之网;

  基金: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小说家的文学思想与社会文化思潮研究” (014YBA274);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菲利普·罗斯文学思想研究” (18A029);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Criticism of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Xie Wenyu

  Abstract: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re a group of influential liberal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 in Americ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from the 1930 sto the 1980 s.They sharply criticized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1960 s, accusing them of irrational rebellious logic and tactics.The selfless spirit and lofty moral sense embodied in the New Left students' intergenerational rebellion not only caused great damage to individuals but also to society;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New Left students advocated and the counter culture they practiced have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 democracy and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initiated many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mmediate observ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ife experience, education,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ocial backgrounds.

  Keyword:New York intellectuals;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the net of culture;

  Received: 2019-04-27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 (1) 一书中, 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为标准, 将“纽约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代:第一代出生在1900-1915年之间, 如刘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1、菲利普·拉夫、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德怀特·麦克唐纳德、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玛丽·麦卡锡等。第二代出生于1915-1925年, 对30年代的大萧条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50年代跻身美国知识界, 在七八十年代学术声誉达到鼎盛, 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 丹尼尔·贝尔、西蒙·利普塞特, 内森·格莱泽等, 被雅各比称作“最后的知识分子”。第三代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 60年代初步入文坛, 同新左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主要有苏珊·桑塔格、克里斯托弗·拉什、诺曼·波德霍雷茨、迈克尔·沃尔泽、史蒂文·马库斯等, 他们与前两代拉开距离, 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在文坛上。本文主要以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他们亲眼目睹的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即时观察和批判为例, 说明他们对于60年代激进运动的认知所体现的“文化之网”对于个体认知的影响。

  一没有理由的反叛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60年代中期, 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 成立于60年代初的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简称“学民社”)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校园反战抗议运动。1964年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和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生起义, 标志着青年一代与父辈矛盾的尖锐与决裂。美国校园秩序日渐失控,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备感忧虑。他们感受到来自新左派学生的冲击远远大于5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威胁, 竭力维护大学的权威, 消除民主政治中非理性的冲动, 认同战后美国政治文化中日渐形成的自由主义共识, 具有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思想。

  最初, 欧文·豪和格莱泽等与新左派关系密切。1962年春, 《异议》编辑部专门召开“青年激进主义”研讨会, 组织刚刚成立的“学民社”成员参观编辑部;新生代“纽约知识分子”还直接参加新左派运动, 波德霍雷茨在《党人评论》上刊发了新左派政治纲领《休伦港宣言》, 号召个体参与社会决策, 决定自己生活的质量与方向。但是, 随着新左派学生运动日益走向反主流文化、反权威、反体制、专注浪漫的第三世界革命的激进道路,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开始对新左派展开了批判。

  他们认为, 新左派学生把大学作为攻击的靶子, 从逻辑到策略都是非理性的, 是一种“反革命”的破坏行为。他们从多元社会结构理论出发, 认为多元社会是和谐一致的民主社会, 不存在发生大规模激进群众运动的土壤, 学生造反是一种非理性的、违背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反革命”行为。

  社会学家塔卡托·帕森斯认为, 美国大学是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其所在社会的基本特征, 如机会平等、公民权利平等、合法的制度、支持道德情操和不断改良的自由企业精神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等。换言之, 美国大学体制是一个高度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体系, 与美国社会政治体制一致。大学校园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同美国政府机构中的内阁成员, 既独立又互相制衡, 所以, 不存在真正的和实质意义上的权力问题。董事会、主管机构、教职员工和学生作为学校的四个组成部分, 其权力和作用是相互关联的。教职员工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类似法官的评判作用, 学生和校友则具有相当于政治选民的作用。同时, 师生关系是高校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 是始于家庭的社会化延伸。高等教育被视为训练个人独立自主性的最后手段, 因此学生服从教师是天经地义的义务。所以, 大学不应该成为发生直接冲突的地方, 而应该是一个通过协商、讨论和自由辩论解决争论的地方。而且, 适用于外部世界的一些策略和自由主义原则在校园内不一定适用, 如校外合法的“公民不服从”以及各种形式的“对抗”策略在处理校园内的各种问题时都应慎重。帕森斯认为, 学生在处理校园问题中采取了越来越好战和激进的策略, 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 学生们致力于“学生权力”, 反对一切父辈所信奉的、反对一切现行体制所遵循的做法是“愚不可及”的行为2。

  丹尼尔·贝尔对新左派学生日益激进、诉诸暴力手段, 并将对社会的不满转嫁到大学身上的做法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 以“学民社”为代表的新左派激进学生在早期活动中尝试过传统的体制内改革, 也曾寻求在一些城市中心建立穷人间的跨种族“联盟”, 都无果而终。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 青年学生切身利益受损, 面对“身份危机”和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他们将一切问题简单化, 认为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是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和无法妥协的世界, 将大学这个最神圣的机构看成是大社会的缩影, 将大学与社会尤其是发动战争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联系在一起, 将其视为发动战争“阴谋”的一个部分。当他们认为社会出了问题、变得腐败以后, 也就推论出大学亦如此。在这种思维模式下, 他们试图找到“证据”证明学校在美国政府发起的战争中是“同谋犯”。而当他们不能对强大的社会机器有所作为时, 就将目标指向大学, 对其进行彻底摧毁, 因为大学从本质上说既没有防御能力, 也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有的只是一种道德权威, 而学生占领和围攻教学楼就是对学校权威的否定。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理性的思维和行动3。

  欧文·克里斯托尔也严厉谴责学生激进分子的非理性行为。他认为,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激进群体由“暴民”组成, 他们是一些毫无反叛理由的叛乱分子, 受到校园中流行的低俗文化的浸染, 对高等教育改革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根本没有兴趣。尽管这些人智商较高, 他们崇尚的通俗文化有其别致之处, 但其行为与“暴民”毫无二致。他们“大声嚷嚷着”要改变大学校园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歇斯底里”地指责社会上普遍存在不平等现象, 但他们对于重建更加人性化的大学, 对于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并不感兴趣, 其真正目的是要将作为社会的缩影的大学和既有社会秩序完全彻底地摧毁。这表现在他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质疑, 对大学和社会权威机构的挑战4。针对学生的质疑和挑战, 克里斯托尔主张政府权力部门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甚至不惜采用武力手段来阻止学生对现行体制和大学机构正常运行的再次破坏和中断4。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 学生激进分子的行为不能将美国引向美好的未来, 相反地, 他们所进行的“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 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反革命。如果一场革命没有设想、计划和实质内容, 只有对现有机构的破坏, 而不能为未来提供指南, 这样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反革命”5。内森·格莱泽也认为, 学生激进派除了像卢德分子破坏机器那样对社会和学校进行破坏以外, 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 还不如社会主义工会分子能够提出明确的目标, 为工人谋取福利。所以, 学生激进派所宣称的革命, 其实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是没有未来、对未来没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行为6。他们打着改革大学的口号, 实际上是要改变整个社会。他们只是把大学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基地, 对大学教育改革既无诚意, 也提不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构想和蓝图。他们在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给大学校园和整个社会都带来危害性后果6。

  在分析哥伦比亚学生“起义”的两个起因时, 丹尼尔·贝尔指出, “学民社”哥伦比亚大学分部以“学校的压制”和“校方与军事分析学院的关系”为由发动校园“起义”完全没有必要, 可以说是小题大做。所谓的“学校压制”, 其实是学校在处罚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的问题上, 因为不想伤害学生, 过于优柔寡断, 对违规学生的处罚拖延了很久, 给学生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即违规不一定会受到惩罚。但是, 学生激进分子却将问题复杂化, 将学校不想“惩罚学生”的仁慈之举夸大为“学校的压制”, 故意将事态扩大, 导致了这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校园骚乱。贝尔还举例说, “学民社”新任主席马克·鲁德在竞选中公开表示, 他所领导的“学民社”的目的就是“促使学生激进化……向他们展示学生在美国社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很不自由, 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对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予以重击……让我们清楚地表明, 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大学与战争的阴谋”7。所以, 在丹尼尔·贝尔看来, 学生的反叛运动毫无理由。

  他们尤其不能容忍新左派学生毫无理性的反叛策略和“烧焦大地”的破坏行为。在对哥伦比亚事件及其不断激进化的叙述中, 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觉到贝尔对“学民社”策略的指责。丹尼尔·贝尔说, 学生激进派的策略是向校方提出不可能实现的特赦要求, 激怒学校行政部门, 迫使校方请警察入校维持秩序, 将警方和校方置于镇压者位置, 最大程度上达到使学生激进化的目的。而这正是哥伦比亚事件变得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虽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丹尼尔·贝尔对警方入校给无辜学生造成的伤害进行了谴责, 但他对“学民社”策略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和其他“纽约知识分子”认为, 学生激进政治模式是一种象征性姿态和“表现主义行为”。激发激进学生情感的绝大多数都是鸡毛蒜皮、无足挂齿的小事。在乔治·凯南眼中, 新左派学生运动超越了正统, 超越了艰苦, 超越了社会自身的安全, 是一种伪革命的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对大学校园产生了长远的破坏性影响 (7) 。

  显然, 大多数多元论学者关注的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 他们不能接受任何反现行体制的思想和行动, 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对大学权威机构的藐视, 不能忍受激进分子对神圣大学和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亵渎和挑战。在他们看来, 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技术问题, 当社会出现问题时, 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仍然有效, 有错的是体制中某些个体、某个组织机构或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激进学生采用“烧焦大地”的策略摧毁和破坏这种体制, “只问手段、不问结果, 手段甚至代替了结果”8、是一种“为了革命而革命”9的破坏行为。

  二“代际冲突”的破坏性

  刘易斯·福伊尔从“代际冲突”的角度对学生反叛运动尤其是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发起了攻击。通过分析学生运动受到代际反叛的驱动, 刘易斯·福伊尔强调说, 学生运动中体现的某些特征, 如崇高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 以及试图实现与被压迫、被剥削者身份认同的目标, 最终导致的是恐怖主义和自我毁灭。这种后果对个体、对社会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运动。究其根源, 这场发生在60年代美国的青年学生反叛运动既不是阶级斗争, 也不是经济原因所致, 更不是轰轰烈烈的60年代民权运动所激发的。在他看来, 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潜藏在青年学生身上的代际反叛情感大爆发。所以, 这场运动表现出典型的代际反叛特征, 具有非理性、恐怖主义和自杀倾向等弊端, 给个人、社会和国家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刘易斯·福伊尔指出, 学生激进运动的动机主要是高度的道德感、崇高的理想主义及自我牺牲精神。动机的双重性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 学生是具备崇高道德的社会重建者和慷慨无私的奉献者;另一方面, 学生运动不仅对自己, 而且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具有破坏性, 自杀行为和恐怖主义是学生运动中常见的现象10。青年学生的典型特点是受到代际反叛情感的驱动, 具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 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充满牺牲和自我牺牲精神, 全身心投入激进运动。但是,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他们的理想逐渐破灭, 普通民众开始表示不理解, 不支持, 甚至反感, 青年学生遭遇重大挫折, 最后走向恐怖主义、自我虐待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这给参与者个人和社会都造成巨大危害。

  刘易斯·福伊尔指出, 青年学生从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崇高动机出发, 反抗现行制度、挑战现有价值体系, 体验创造历史的感觉。他们先将自己与美国普通民众, 如农民、无产者、黑人和穷人等同。后又与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取得身份认同。他们最初反对父辈所代表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后来发展到反对美国体制, 最后形成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反美主义思想, 即拒绝父辈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 新的历史将由世界上所有反对美国及其同盟者的人创造, 也就是那些“未被授权”的人们, 即亚、非、拉美有色人种及美国黑人。学生们提倡以直接的“参与性民主”取代父辈实行的代表制民主。在刘易斯·福伊尔看来, 这种所谓的“参与性民主”是一小撮精英分子和激进行动主义者试图将新左派意识形态强加在美国国家政策之上、体现了美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威权主义” (4) 。

  这种“威权主义”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学生们以“参与性民主”观念为幌子, 在追求自己无限度的言论自由时, 剥夺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 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他们打着“参与性民主”观念的旗号, 标榜自己受到崇高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指引, 具有老一辈所没有的一切美德, 超道德主义成为他们为自己所作所为辩解的理由, 导致伯克利大学生道德水准大幅度滑坡象。在政治上, 学生们开展淫秽语言运动, 学生运动从非暴力逐渐转向暴力行动。在个人生活中, 偷窃和不诚实的行为在激进学生中成为平常事。伯克里自由言论运动胜利后, 伯克利市犯罪率攀升, 强奸案频发, 学生们在快乐原则中颠覆父辈遵循的传统性行为模式。随着老一辈人在青年一代更加“高尚的道德”面前“俯首称臣”, 美国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出现了“真空”, 给嬉皮士等亚文化可乘之机, 导致道德相对主义泛滥成灾。总之, 伯克利学生运动降低了整个国家政治伦理水准, 成为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骚乱的前奏11。

  代际反叛中的“异化”思想还催生了虚无主义, 即父辈教导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父辈传递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和立场态度, 以及美国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 从根本上说都存在弊端。刘易斯·福伊尔认为, 这个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反文化的, 因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某个社会成员的个体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 虚无主义所指向的就是从根本上对整个文化传统和遗产予以否定。虚无主义者为了摧毁一切传统, 成为最具破坏性的一代人。他们反对自己生活其间的美国、美国政府、自由派、温和派与和平队, 也反对作为美国社会缩影的大学机构;他们反对父辈认同的一切:父辈赞同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 他们赞成和平、反对战争;父辈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 他们拒绝对共产主义者说“不”。植根于代际反叛中对父辈的仇恨使他们把摧毁父辈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视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11。

  刘易斯·福伊尔从代际反叛理论出发对青年学生运动的分析, 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他们大多从自由主义民主立场出发, 主张维护现存体制和既有秩序, 对学生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后果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成为后来批评者认知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要理论源泉和参照物。

  三新左派学生运动后遗症

  在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的笔下, 60年代学生运动行动主义者是一些不成熟、幼稚、无知和放纵自我的青年;他们吵吵闹闹、抱怨种族歧视、要求特别对待;他们是一些具有暴力倾向、缺乏教养和决心摧毁美国民主制度的没有爱国心的激进分子;他们还是一些对“自然的生活秩序”12和上帝进行挑战的没有道德感的人;他们是一些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知识分子, 污染了那些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下层阶级的思想和观念;他们更是那些支持福利制度、同情惰性十足、不愿工作、不思进取的乌合之众的自由主义斗士。总而言之, 激进派行动主义者就是要将这个世界彻底推翻, 来一个全局改观式的革命改造13。

  运动结束后,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激进行动主义者及其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进行了更全面、辛辣、尖锐和无情的批判。他们指责新左派倡导的“参与性民主”观念和追求结果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不现实, 谴责从反主流文化运动衍生而来的“新规则”, 如女权主义、同性恋者的权利、性自由以及合法堕胎等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丹尼尔·贝尔认为, “参与性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善良的平民主义信念, 因为它不仅声称普通民众应该拥有驾驭影响其生活决策的能力, 还天真地断定, 人民是进步的, 通过“参与性民主”, 人民多多少少可以摆脱“精英人物”等恶势力的控制。但是, 他们很少想到, 人民可能是反动的, 或者是顽固的。“参与性民主”暗含着平民主义的乌托邦和威权主义的可能性14。说它是平民主义的, 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 它所强调的人民意志和民意只是乌合之众的多数人的一种冲动的、盲目的、随大流式的情感宣泄, 并非真正的民意或多数人深思熟虑的意见。说它是乌托邦, 则是因为新左派寻求建立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之国”。事实上, 对于任何较大规模的政体来说, 直接民主都不可行15。对于现代美国社会来说, 这种平民主义乌托邦除了会破坏美国多元民主政治制度以外, 毫无益处。尼斯贝说, “参与性民主”只会创造“根源于时髦或一时流行的狂热、屈从于反复无常的奇想”的乌合之众, “它很容易围绕某一个议题或人物而形成, 缺乏时间、传统和惯例所能提供的那种凝聚力”。这会导致《宪法》意在避免的稍纵即逝的多数和利普塞特批判的大众运动16。

  欧文·克里斯托尔则将源自“参与性民主”观念的70年代公司革命视为一场隐秘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指出, 60年代“参与性民主”中体现的平民主义思想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隐含着“对法律、秩序和文明的‘纯’形式的雅各宾式的蔑视”。虽然在公司革命的进程中, 源自进步主义的平民主义思想具有改良性质, 但“他们继续用‘进步主义改革’的语汇, 是要将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观念‘福利国家’引向新的经济体制, 实现许多左派主张的传统意义上的反资本主义目标17。克里斯托尔认为这种“新政治学”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个“新阶级”打着平等主义的旗号, 不是要真正保证普通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力来决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 而是要推翻美国国父们创建的资本主义国家及与自由民主体制相一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7。

  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还指责, “参与性民主”观念不仅导致1972年美国民主党向左转, 还使源自“伟大社会”改革的各种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运动在美国社会泛滥成灾。他认为, 将绝对平等置于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之上是对美国传统信念的背叛, 是对代表制民主合法地位的冲击和挑战。在此信念下, 以“纽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保守派对源于“伟大社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对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政策以及配额现象进行了抨击, 对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文化反叛”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极为仇视。

  欧文·克里斯托尔指责60年代的文化反叛将摧毁美国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根基。他说:“在一个传统资产阶级美德受到嘲笑、男女乱交、同性恋、毒品和政治恐怖主义受到推崇的文化氛围中,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18丹尼尔·贝尔也对反主流文化意欲砸破一切条条框框和道德准则的“敌对文化”感到忧心忡忡, 担心“这种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将推动人们改变既有社会秩序和体制”。他指出:“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我向主义’, 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 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就会缺乏一个根深叶茂的道德信仰体系, 这是对社会存在最深刻的挑战。”19

  欧文·豪指责年轻人对美国社会的反应过于激进和片面, 说年轻的激进派“坦然接受美国社会‘赋予’他们的一切, 却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社会的想法和期待;他们设置一种个人与众不同的模式”, 通过演讲、衣着和外表施加影响, 提出“如果不能改变 (社会) , 他至少能够使这个社会暴怒”。他指出, 这种方式注定要失败20。

  批评者指出, 青年人倡导的反主流文化与无道德的享乐主义的“调情”, 破坏了那些教育程度低、经济不稳定的美国人脆弱的文化和宗教准则, 使其容易成为破坏行为的牺牲品。60年代最可怕的遗产就是文化的崩溃, 导致了一个无法无天、没有道德感的下层阶级的兴起21。《新标准》执行编辑罗杰·金博尔在题为“反思文化革命”的十集系列文章中宣称, “60年代激进解放者的要求已经……在全社会取得了胜利。它们已灾难性地潜入到我们学校和大学的课程表中, 戏剧性地改变了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肌理, 极大地破坏了教会的权威和道德智慧的基石, 削弱了公民美德和民族精神, 使媒体和娱乐业堕落, 损坏了那些保存和传播高雅文化的博物馆和机构,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 它们甚至把我们内心深处视为美好生活的设想搅乱了”22。“纽约知识分子”对60年代激进运动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

  四“文化之网”中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的认知

  及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批判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对于激进学生在大学校园的各种反叛行为特别反感和愤怒, 对于学生们蔑视学校权威、亵渎学术自由、将政治活动带入大学校园这个神圣殿堂的言行感到无法容忍, 对学生运动试图推翻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破坏传统价值观、道德观、摧毁美国文化的根基深恶痛绝。

  新文化史学者指出, 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这些因素构成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 我认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 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 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23。事实上,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种种谈论和记忆不仅与个人信仰和生活经历有关, 与其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有关, 也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有关, 更与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上批评者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活跃在美国思想文化界的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 是日后成为新保守主义阵营中思想和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回忆说, 他和欧文·豪、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莱泽等身世颇为相似, 大多出身贫寒, 是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的第二代, 成长于大萧条时期。对于这些在纽约贫民窟中长大的穷孩子来说, 他们本能地支持新政。二战时曾从戎当兵, 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 即号称“无产阶级的哈佛”的纽约城市大学。他们向往革命, 期盼革命, 试图通过参加革命性的组织来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周围世界。他们求知欲极强, 并且热切关注各种社会、政治和哲学问题, 充满意识形态激情。当他们决定信仰时, 问的只是“何种激进主义”24。

  大多数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虽然曾经是激进派, 追求改革与革命, 但后来又迅速撤离了激进派阵营。对此转变, 欧文·豪强调说, 这些人经历过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以及战后和平年代的繁荣。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变得更加成熟, 所以犹太知识分子队伍中保守主义因素得到了发展25。二战后的犹太人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新的文化高地独领风骚, 尤其是犹太裔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成为美国知识分子中的“权势集团”, 成为这个国家“最具权威性的公共道德家”26, 代表着美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他们纷纷踏进曾一度向他们关闭的学术机构的大门, 在大学谋得了职位。1946年, 耶鲁大学还没有一个有教职的犹太教授。到1960年, 这所大学260位全职教授中有28个犹太人27。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莱泽进了芝加哥大学, 欧文·豪进了布兰代斯大学。到20世纪50年代, 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活力在文化领域所向披靡, 成为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界的中坚力量, “占领着文化高地, 并经常界定文化争论的术语和范围”。随着他们所倡导的现代主义对“高雅文化”的支配, 他们也逐渐远离左派激进主义立场, 失去了其政治上的激进色彩28。

  他们的转变也受到战后整个自由主义知识界趋于“保守”的影响。这种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缔造了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他们受到神学家、社会批评家和政治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和锡德尼·胡克的影响, 开始怀疑一切意识形态的乌托邦, 怀疑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 怀疑马克思主义, 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和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 开始更为欣赏美国民主的实用主义, 认为扞卫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至关重要, 这些观念才是思想自由的根本29。总的来说, 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尚“伫立在生活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外省青年”一旦“获得新生”30, 立刻就成了他们过去所鄙弃的世界的坚定扞卫者, 成为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支持者。

  他们一方面坚持必须对美国社会进行改革, 一直支持民主党和罗斯福新政;同时, 他们又视自由民主和美国民主制为进行社会变革的最佳框架。内森·格莱泽在1970年回忆说:“我们珍视这个国家, 珍视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珍视它处理复杂的国内问题的能力以及它维持民主程序的稳定性、进行社会变革和自我矫正的能力。”31另一方面, 由于敌视斯大林政权和共产主义, 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尼布尔和小施莱辛格的冷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 “纽约知识分子”一直是其中的主将。

  他们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支持新政关于社会福利的有关政策, 主张在体制内进行适度改革, 清除美国社会中不公正和非正义的现象, 但他们不能容忍充满好战情绪和暴力倾向的黑人权力运动、白人青年学生反叛分子在校园内外发起的各种反对美国现行体制、权威机构和主流文化的“大拒绝”。

  他们尤其不能容忍激进学生对大学这个神圣机构的破坏和亵渎。对这些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学者而言, 大学无异于他们的第二个家园, 甚至比家庭更重要。这些犹太移民的后代就是通过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大学还是保护思想自由传播和进行研究的理想场所, 是他们理想国的缩影。正像他们视美国为抵挡苏联威胁的世界保卫者一样, 他们把大学看作保卫美国、抵挡国内文化和政治中更为危险的非理性因素的阵地。总之, 大学对他们来说, 不仅是他们安身立命、教书育人的场所, 更是他们的理想所系。学生的造反恰恰击中了他们价值观的心脏地带。随着学生运动由抗议到抵制再到反叛而变得越发激进和失去理性, 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丧失师长权威的悲凉, 还有理想受到破坏之后的愤怒32。

  他们还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三大标志性特征———吸毒、摇滚音乐和性解放———是“另类”的“敌对文化”, 将腐蚀美国传统价值体系;他们谴责青年学生的反战运动将严重削弱美国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意志。对于激进学生全方位挑战美国权威机构、丧失对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心、摒弃美国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信念, 他们感到痛心疾首。

  所以, 他们成为最早对学生运动做出反应的人群, 也是对其进行最严厉批判的一群人。他们认为, 从60年代开始, 在“新文化”的冲击下, 美国人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两性关系和性观念、文化价值观等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激进政治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体现的反权威、反体制、反中心、反道德绝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观念日益成为人们观照自己生活和周围世界的参照物, 有些甚至逐渐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 成为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这正是“纽约知识分子”最为担心的。他们担心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在逐渐销蚀、直至完全取代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之后, 美国社会将失去其最后的精神支柱, 美利坚文明也将因此遭受灭顶之灾。

  作为曾经受到经济剥夺、感受过文化疏离的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群体来说,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归顺和认同的主流文化遭遇合法性危机时, 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守护新文化家园的任务。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赞赏, 他们还迅速调动其进行批判的聪明才智 (1) 。他们对新左派学生运动方方面面的批判, 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和文化观以及拥护美国体制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爱国主义情感, 体现了他们向新保守主义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以及他们转变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为自己成为主流社会重要一员身份辩护的需要。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认为:“人是有历史的动物。”33雷蒙·阿隆也认为:“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只能显现在一种历史表象下, 带有他所属的那个多变的社会的烙印……”34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和独特认知, 不论从内容还是方式方法上都明显带有其生活经历、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的痕迹, 这是一个转向新保守主义阵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激进运动的一种“言说”方式, 表明了他们维护现存体制和主流价值体系的态度。

  注释

  1 拉塞尔·雅各比着, 洪洁译:《最后的知识分子》,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本文中Lionel Trilling根据《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翻译成莱昂内尔·特里林, 但后面赵一凡先生的引文中仍然保持原文莱昂内尔·屈瑞林。
  3 塔尔科特·帕森斯:“学院体制:一个社会学家的观察” (Talcott Parsons, “The Academic System:A Sociologist’s View”) ,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主编:《冲突:学生反叛与大学》 (Daniel Bell,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y) , 纽约:基础书社1968年版, 第171~174页。
  4 丹尼尔·贝尔:“哥伦比亚与新左派” (Daniel Bell, “Columbia and the New Left”) ,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冲突:学生反叛与大学》, 第93~96页。
  5 (2) 欧文·克里斯托尔:“重建大学的另一种途径” (Irving Kristol, “Another Way of Restructing the University”) ,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冲突:学生反叛与大学》, 第150~153、153~155页。
  6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革命与反革命” (Zbigniew Brzezinsk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 , 1968年6月1日, 第23~25页。
  7 (5) 内森·格莱泽:“伯克利的‘学生权力’” (Nathan Glazer, “Berkley’s‘Student Power’”) ,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冲突:学生反叛与大学》, 第6~7、17~19, 6~7页。
  8 丹尼尔·贝尔:“哥伦比亚与新左派”, 第72~75页。
  9 乔治·凯南:《民主与学生左派》 (George Kennan, 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 , 纽约:班顿书社1968年版, 第190~191页。
  10 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斗争就是一切》 (Irving Louis Horowitz, The Struggle Is the Message) , 伯克利:格兰德萨利出版社1970年版, 第23页。
  11 丹尼尔·贝尔:“哥伦比亚与新左派”, 第95页。
  12 (4) 刘易斯·福伊尔:《代际冲突:学生运动的特点和意义》 (Lewi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 , 纽约:基础书社1969年版, 第5、407~412页。
  13 (2) 刘易斯·福伊尔:《代际冲突:学生运动的特点和意义》 (Lewi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 , 纽约:基础书社1969年版, 第449~500、501~503页。
  14 指对位居美国社会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地位的挑战。
  15 戴维·德利昂:《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领导者》 (David DeLeon, Leadersfrom the 1960s) , 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4年版, 导言第xvi页。
  16 尼尔·约蒙维尔:《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战后美国的纽约知识分子》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86~193页。
  17 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6页。
  18 奈杰尔·阿什福德:“新保守主义与新阶级:批判性评估” (Nigel Ashford,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Class:A Critical Evaluation”) ,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Notes) 1986年第3期, 第5页。
  19 (3) 欧文·克里斯托尔:“美国的公司制资本主义” (Irving Kristol, “Coporate Capitalism in America”) , 转引自菲利普·艾伯特:“理解‘新保守主义’” (Philips Albert, “Understanding‘Neo-conservatism’”) , 《政治》 (Polity) 第10卷第2期 (1977年) , 第269、269~270页。
  20 欧文·托尔:《美国民主思想》 (Irving Kristol,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 , 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72年版, 第29页。
  21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中的风险》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 纽约:基础书社1973年版, 第526~531页。
  22 欧文·豪:“‘左派分子’的新风尚” (Irving Howe, “New Styles in‘Leftism’”) , 《异议》 (Dissent) 1965年夏季刊, 第295~323页。
  23 大卫·法伯、贝斯·贝莉主编:《哥伦比亚指南》 (David Farber and Beth Bailey, eds.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 in the1960s) ,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9页。
  24 罗杰·金博尔:“对文化革命的反思” (Roger Kimball, “Reflections on a Cultural Revolution”) , 分十个系列登载在《新标准》 (The New Criterion) 第16卷第1~10期 (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 上。上面的引文出自他这个系列的第1篇文章“美德疯狂了” (第16卷第4期) , 第4~11页。
  25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着, 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207页。
  26 欧文·克里斯托尔:“一个托洛斯基分子的回忆录” (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 《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77年1月23日。
  27 欧文·豪:《我的父辈的世界》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 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6年版, 第604~605页;托马斯·戴伊着, 梅士、王殿宸译:《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第169~171页;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 《读书》1987年第8期, 第122页。
  28 大卫·霍林杰:《科学, 犹太人与世俗文化:20世纪中叶思想史研究》 (David Hollinger:Science, Jews and Secular Culture:Studies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页。
  29 丹·奥伦:《加入俱乐部:耶鲁犹太人历史》 (Dan A.Oren:Joining the Club:A History of Jews at Yale) ,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8页。
  30 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69页。
  31 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第36~37页;丹尼尔·贝尔着, 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77页。
  32 见莱昂内尔·屈瑞林为詹姆斯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1984年版所作的序言, 转引自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 《读书》1987年第8期, 第124页。
  33 转引自约翰·埃尔曼:《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与外交事务 (1945-1994) 》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35页。
  34 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第67页。
  35 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79~80页, 文字上稍有改动。
  36 威廉·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 何兆武主编, 刘鑫等编译:《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着作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393~394页。
  37 雷蒙·阿隆着, 冯学俊、马洪缈译:《论治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22页。

    谢文玉.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批判[J].史学月刊,2019(08):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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